我在工厂赚了3600万，却只告知家人存款4万，妹妹随即上门来找我

“建平，你到底存了多少钱？”我母亲问时，手里还拭着桌子，目光却集中在电视柜上的灰尘。我父亲则在沙发上剥花生，壳扔得满地都是。“四万。”我回答道。电视中正在播报明天的天气预报，我母亲擦桌子的动作微微一顿，但很快又恢复了。父亲剥花生的声音也停顿了一下，一颗花生米滚落在地上，他没有捡起。“四万啊。”我母亲重复，语气平淡，“够用就行。”我知道她并不相信，却也没有再追问。她是这样的，很多话咽在心里，只用目光传达。她的眼神从我脸上扫过，似乎是看待一件落满灰尘的旧物件。我低头扒饭，把碗里的香菜一根一根挑出来，整齐地排在桌边。我妹妹黄小梅坐在对面，她的手机屏幕照亮了她的一半脸庞，突然笑出声来，翻转手机扣在桌子上。“哥，你那厂子效益不行了？”“就那样。”“啥叫就那样？”我没有接话。她再次发出长笑，露出一颗虎牙，跟小时候求我买糖时一模一样。

第二天早上九点多，我在厂里和老赵对账时，手机响了。是我妈打来的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小心翼翼。“建平，你妹带着公公婆婆来了，说找你商量事。” “什么事？” “回来就知道了。”挂了电话，老赵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收起账本。窗外大货车正在卸货，频繁的倒车提示音渐渐让人烦躁。我无意间抠了抠大拇指旁边的倒刺。

我的工厂不大，主要生产五金配件，员工有二十多个，三台机床，年末去掉开销大概能剩下几十万。外面传我赚了三千六百万，那是前年转手一块地皮获得的利润，但我从未告诉任何人，连老婆都不知道具体数目，她只知道家里不缺钱花，却从未问过我有多少钱。我并不是故意隐瞒，而是觉得说出来会带来麻烦。我的妹妹黄小梅比我小五岁，从小很懂事。小时候我说话笨拙，她却总是甜言蜜语，母亲常提醒我要多让着她。于是这样的习惯延续至今，结婚时我给了她八万八，买房时借了二十万，名义上是借钱，但三年间我从未提过还款的事。 球友会

她的丈夫周福生经营一家建材店，店面不大却口气不小，见人就递烟，待人接物颇有第一手。那天上午我回家，看到客厅里坐满了人，妹妹黄小梅坐在沙发扶手上，旁边是她婆婆赵金兰，六十多岁，穿着枣红色毛衣，手里提着布袋子；另一侧是公公周德顺，一言不发的抽烟，烟灰落在茶几上的橘子皮上。我父亲坐在单人沙发上，神情严肃。我母亲则在厨房与客厅来回走动，倒茶递水，不断抱怨“来就来，何必带东西”。

赵金兰首开口，先是赞美：“建平，你这厂子越来越好了，听小梅说，工人已二十多个？”我只是微微一笑，没有接话。黄小梅随即站起，贴近我，轻轻挽住我的手臂，像小时候向我要零花钱。“哥，福生店里周转紧张，想借笔款，银行那边要担保人。”她停了一下，观望我的反应。“只要签个字。”赵金兰接着说：“你放心，只是走个手续，我们一定按时还。”周德顺则开口，声线沙哑：“建平，叔非常感谢你的帮助，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。店里有一批货，下个月工地结账就能缓过来。”我父亲这时也插了句：“建平，你妹夫的事，尽量帮一把。”我母亲在厨房门口未说话，但视线始终关注着我。

我低头看着妹妹挽在我胳膊的手，她的指甲修得很精致，显得我手臂上的旧疤特别明显。那道疤是我小时候为她挡车留下的，她恐怕早已遗忘。“贷多少？”我问。周福生说：“也不多，一百五十万。”赵金兰连忙补充：“用你厂子做担保，其他事不用你操心。”我将手臂从黄小梅的手中抽离，走到茶几旁，拿起一个橘子剥皮，汁水突然溅到手背，清凉如水。我说：“我存款只有四万，哪来担保？”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。赵金兰的笑容顿时凝固，周德顺又摸出烟来，三次点火才点着。黄小梅在我身后吸了口气，非常轻，明显感到她的紧张。“哥，你在开玩笑吧……”她的声音微微颤抖。“我没有开玩笑。”我将橘子瓣放入嘴里，嚼了几下，“我就是四万，要用可以转给你。”我父亲突然拍了一下沙发扶手，声音虽然不大，却让茶几上的茶杯盖颤动。 “黄建平！”我继续吃橘子，母亲这时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：“建平，他们大老远来了，善待他们。” “我说的就是实话。”我将橘子皮扔进垃圾桶，拍拍手。“四万，要就拿去。”赵金兰的脸色变幻莫测，最后强挤出一个笑：“建平，你是不是不放心我们？那样的话，利息就按银行标准来，一分不少。”我站起来，低头盯着茶几上融化的橘子汁，“不是利息的问题。”黄小梅忽然从我面前绕到我面前，眼眶泛红但没落泪。她就是这样，有时该哭时却没哭，该忍的时候泪水反而夺眶而出。 球友会